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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Disco文化看中、港社會發展 – 記「二高的編舞分享」工作坊

February 24, 2017

 

 由二高(何其沃)編舞的《Canton舞廳》。 攝:Cecilia Yan


CCDC舞蹈中心Good Morning Class (一個給予舞蹈工作者及舞蹈愛好者的持續進修平台) 在2016年12月8日舉辦了「二高的編舞分享」工作坊。這是一個與「二高表演」的交換計劃,分享了藝術家二高(何其沃)於創作由動藝主辦的《Canton舞廳》的背景及過程。

                                                                                   

二高於廣州長大,在2004年到香港演藝學院學習現代舞。在《Canton舞廳》之前,二高已在2015年於廣州創作了《來來舞廳》。他之所以喜歡以「舞廳」為題,是希望解答心中的一個困惑:「這幾年看到我父母輩的親戚因情緒病而自殺,因此很希望了解他們在年青時的經歷。」而他發現流行音樂,及後舞廳的出現,正正影響著這一代的成長,於是他以這角度切入,發掘社會背後的人文狀態。

 

為了這個題目,二高進行了很深入的研究,還特別邀請了研究中國流行音樂的王黔博士作為他廣州舞作的disco文化研究學者及提供香港作品的歷史文本研究。在工作坊上,二高分享了這些珍貴的資料和他的親身經歷,觀察到內地與香港在流行音樂及舞廳文化上的大不同。

 

於法國開始的disco文化於上世紀70年代傳入香港,並於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早期發展至巔峰,香港第一家disco (香港譯作的士高)舞廳「The Scene」於1966年在半島酒店的地庫成立。然而在中國,disco (中國譯作迪斯科) 則在改革開於後的1985年才從香港引入。而disco文化在中國不只帶來一個時尚,更沖擊當時人民對自由主義,以至性別及身份認同的概念。二高說:「因為一直以來我們並没有性別之分,男女穿著同一制服;而在disco開始時,女孩子開始穿著短裙,露出小腿,慢慢呈現一些性徵。」這甚至引發90年代的離婚思潮,二高相信女性可能在成長的後期才有作為女性的意識;舞廳的出現令女性得到一個真正的解放,她們意識到自己也可以接觸其他異性,而且並不一定需要擔任傳統女性作為母親或妻子的角色。

 

在改編歐美的disco歌詞方面也看到兩地不同的社會狀況。德國流行樂隊 Modern Talking於1986所推出的Brother Louie講述兩兄弟為愛情而鬥爭。到了香港被改編為由林珊珊主唱的《連鎖反應》,描寫女性遇上愛情後的感覺,就好像引發連串的連鎮反應。大陸有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女巫》比較直接地描寫一個放蕩的女人。但這種歌詞一般不為當時社會所接受,於是就出現第二個版本《路燈下的小女孩》,把所有情慾的描述都沬去,說的是一個路燈下迷路的的小女孩,並成為當時最時尚的一個版本。

 

除了分享創作背後的研究外,二高亦和參與者試驗了他的創作方式。他首先先播放不同版本的《成吉思汗》,然後請參與者跟著這歌曲的節奏或重拍起舞。Disco 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掛在天花上的閃光燈球(mirror ball),二高拿它作為素材,請參與者幻想拿著這燈球起舞,而球狀的大小能隨意變化,並同時想像鏡面所反映的自己;進而請他們把球放在兩腳及其他身體部分間把玩。第三個探索,參與者需要聽另一首disco歌曲,而今次有別於聽《成吉思汗》的反應,二高要他們蔽上眼睛,並在聽到歌曲後無意式地舞動。起初聽起來可能有點不知所措,然而當響亮的音樂播放時,參與者就好像置身舞廳當中,身體也自然地動起來。最後,二高請一對參與者蔽上眼睛,握著雙方的手,然後慢慢走近對方,至最後擁抱在一起。而當他們差不多貼近對方時,二高請他們停低,然後播起葉蒨文的《祝福》。

 

二高的作品一直專注通過肢體與視覺的角度探討性別、身份與性的迷思,今次他嘗試以另類的舞蹈文本把香港的一段光輝歷史記錄下來,希望讓他及觀眾能從中檢視自身的存在,並能引發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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