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Disco文化看中、港社會發展 – 記「二高的編舞分享」工作坊

由二高（何其沃）編舞的《Canton舞廳》。 攝：Cecilia Yan

CCDC舞蹈中心Good Morning Class （一個給予舞蹈工作者及舞蹈愛好者的持續進修平台） 在2016年12月8日舉辦了「二高的編舞分享」工作坊。這是一個與「二高表演」的交換計劃，分享了藝術家二高（何其沃）於創作由動藝主辦的《Canton舞廳》的背景及過程。

二高於廣州長大，在2004年到香港演藝學院學習現代舞。在《Canton舞廳》之前，二高已在2015年於廣州創作了《來來舞廳》。他之所以喜歡以「舞廳」為題，是希望解答心中的一個困惑：「這幾年看到我父母輩的親戚因情緒病而自殺，因此很希望了解他們在年青時的經歷。」而他發現流行音樂，及後舞廳的出現，正正影響著這一代的成長，於是他以這角度切入，發掘社會背後的人文狀態。

為了這個題目，二高進行了很深入的研究，還特別邀請了研究中國流行音樂的王黔博士作為他廣州舞作的disco文化研究學者及提供香港作品的歷史文本研究。在工作坊上，二高分享了這些珍貴的資料和他的親身經歷，觀察到內地與香港在流行音樂及舞廳文化上的大不同。

於法國開始的disco文化於上世紀70年代傳入香港，並於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早期發展至巔峰，香港第一家disco （香港譯作的士高）舞廳「The Scene」於1966年在半島酒店的地庫成立。然而在中國，disco (中國譯作迪斯科) 則在改革開於後的1985年才從香港引入。而disco文化在中國不只帶來一個時尚，更沖擊當時人民對自由主義，以至性別及身份認同的概念。二高說：「因為一直以來我們並没有性別之分，男女穿著同一制服；而在disco開始時，女孩子開始穿著短裙，露出小腿，慢慢呈現一些性徵。」這甚至引發90年代的離婚思潮，二高相信女性可能在成長的後期才有作為女性的意識；舞廳的出現令女性得到一個真正的解放，她們意識到自己也可以接觸其他異性，而且並不一定需要擔任傳統女性作為母親或妻子的角色。

在改編歐美的disco歌詞方面也看到兩地不同的社會狀況。德國流行樂隊 Modern Talking於1986所推出的Brother Louie講述兩兄弟為愛情而鬥爭。到了香港被改編為由林珊珊主唱的《連鎖反應》，描寫女性遇上愛情後的感覺，就好像引發連串的連鎮反應。大陸有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女巫》比較直接地描寫一個放蕩的女人。但這種歌詞一般不為當時社會所接受，於是就出現第二個版本《路燈下的小女孩》，把所有情慾的描述都沬去，說的是一個路燈下迷路的的小女孩，並成為當時最時尚的一個版本。

除了分享創作背後的研究外，二高亦和參與者試驗了他的創作方式。他首先先播放不同版本的《成吉思汗》，然後請參與者跟著這歌曲的節奏或重拍起舞。Disco 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掛在天花上的閃光燈球(mirror ball)，二高拿它作為素材，請參與者幻想拿著這燈球起舞，而球狀的大小能隨意變化，並同時想像鏡面所反映的自己；進而請他們把球放在兩腳及其他身體部分間把玩。第三個探索，參與者需要聽另一首disco歌曲，而今次有別於聽《成吉思汗》的反應，二高要他們蔽上眼睛，並在聽到歌曲後無意式地舞動。起初聽起來可能有點不知所措，然而當響亮的音樂播放時，參與者就好像置身舞廳當中，身體也自然地動起來。最後，二高請一對參與者蔽上眼睛，握著雙方的手，然後慢慢走近對方，至最後擁抱在一起。而當他們差不多貼近對方時，二高請他們停低，然後播起葉蒨文的《祝福》。

二高的作品一直專注通過肢體與視覺的角度探討性別、身份與性的迷思，今次他嘗試以另類的舞蹈文本把香港的一段光輝歷史記錄下來，希望讓他及觀眾能從中檢視自身的存在，並能引發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