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政治的距離 - 記《我舞嘢講》的生成
《我舞嘢講》同行義氣演出宣傳海報
關於《我舞嘢講》同行義氣演出
我們是一班以身體表達信念與情感的表演者。身體，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抗爭場。今年六月，政權硬推反送中惡法，執法者肆意濫暴，抗爭者走上街頭向高牆說不。運動歷時幾近兩個月，每個親歷其境的香港人的身體經驗都獨一無二。作為習舞之人，我們在街頭彷彿見證了一場又一場以血汗和訴求編成的即興舞蹈，抵抗的能量在現場釋放，情緒流動，肉身流動，如潮水化成一切形狀，無處不在。一眾背景各異的表演者期望通過舞動與音樂義氣演出，以身體回應抗爭者流過的血灑過的汗，支持捍衛公義的機構，集氣同行，重奪我城 ─ 無論在任何形式的舞台，我們皆齊上齊落，一個都不能少！
─ 摘錄自社交媒體宣傳簡介
緣起：發起《我舞嘢講》，我想說的其實是……
文：藍嘉穎
所謂的「發起人」，其實舞蹈圈的每一位都做得到，只是那一刻我的動力可能比較大，便行動了。
《我舞嘢講》同行義氣演出的實際意義，是以收益支持這段日子為香港付出不少的兩個機構（機構選擇由表演者一起投票決定）；但另一方面，我希望製造一個讓大家集氣的空間和機會，這段日子除了經常要「出去」，也間中想「回來」，回來劇場，回來表演的圈子，回來抒發、喘息、發洩、釋放壓力、交換能量、身體接觸、聆聽大家的想法、感受大家的政治覺醒階段、停看新聞兩個半小時……各取所需，對於觀眾亦然。
這個情況下，舞蹈是一個借口，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此時此刻的香港，絕對刻不容緩。之於我「無所不用其極」的狀態，《我舞嘢講》無疑是個相對溫和的行動，志在支持兩個機構和在藝術圈集氣，鼓勵大家一起聚焦於近日香港的政治運動上，嘗試以另類角度切入，間接推動不同層面上的政治覺醒。坦白說，若要走上街頭，我傾向比較直接的現場支援，而非「跳舞」，所以我現在算是雙線並行，在能力範圍內的我都會做。
局勢變得很快，運動不知不覺已經進行了兩個月，香港人的身體又出現了甚麼變化？本文將分享部分參與者對談以及討論藝術與政治的距離。
由《我舞嘢講》團隊提供的概念照；攝： Wilfred Wong
討論：藝術之於社會與行動，我們未想通的其實是……
紀錄與整理：羅妙妍
討論者：發起人／表演者：藍嘉穎（藍）；表演者：陳偉洛（洛）、何明恩（恩）、邱加希（KT）；錄像紀錄 黃漢樑（Wilfred）；行政後援：羅妙妍（妙）
這一天，六個人，相聚於中環大會堂室外空地，暮色漸濃。
這一天，距離《我舞嘢講》開演日，不足一星期；
距離警方對上一次在街頭施放催淚彈，亦不足一星期；
（距離下一次，後來才知道，大概一小時；）
距離六月九日一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將近兩個月；
距離2014年九二八雨傘運動，下月月底滿五年；
距離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已有二十二年一個月零兩天；
如果時間是個相對的概念，事件就是時間線上互相比對的座標。
所以今天不單是今天，今天是明天的座標，亦是每一個可能發生的未來的座標。這一天，我們相聚，檢視自身行動，思考反芻，嘗試在今天共同向明天拋擲一個難以定論的標記，亦謹以這一場討論，定格這一刻的想法。
（以下以不同副題整合討論紀錄。）
回到最初，為何答應參與《我舞嘢講》？
妙：一開始出自直覺，後來細想，應是內心深處覺得演出的行政後援，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對我來說，在運動裡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著力點，才能好好發力。
恩：因為「金錢」的實際需要。要是何明恩與友人在街頭籌款，最多籌到數千元，但一班人的話有凝聚力，可以快點籌到更多錢，這筆錢將會支持大家共識的組織，直接幫到需要的人。
洛：因為《我舞嘢講》不是要「喚醒人」，沒有美化（抗爭）這件事，只是直接地想籌錢，並借藝術表達我們的立場，我覺得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KT：我也差不多，以籌款為最大目的，籌到錢就可以了。聚集到一班人一起討論，也是好的。雖然我會質疑是否要用跳舞的方式，但如果我跳舞能夠籌錢，那就跳吧。
舞吧舞吧！在劇場抑或街頭？
KT：我會思考《我舞嘢講》要在劇場內抑或戶外進行？這件事在社區可以有多「powerful」（具力量）？這個月我在歐洲接觸了不少街頭演出，雖然技巧不是最高超，但只要有一班群眾，人民走在一起就會有力量。
洛：我想起比利時舞團Rosas的一個活動《slow walk》 [1] ，那並不是一個政治表演，但很多人會問我們是否在示威：我們分別從五條路徑出發到城市中心點，在街上極緩慢地前行，整個城市就像跟著這個表演「slow down」（放慢）。我想以此回應KT，演出如何在街上與人互動，讓整個城市的節奏有所改變。
恩：我也有想過在戶外做《我舞嘢講》的可能性，但好像很不習慣，在香港（做演出）會直覺想找一個「fine」（精緻）點、安全點的地方。
Wilfred：香港人還未很習慣街頭演出，當中牽涉香港不同的社會及文化脈絡……但在街頭演出是否真的完全不可能？我不這麼認為。例如幾天前在新城市廣場，有人穿著整套「full gear」（全副武裝）舉牌：「我肯為你擋子彈，你肯為我罷工嗎？」對我來說已是很強的藝術行為，關鍵是我們作為「performing artists」（表演藝術者），有沒有一種「有需要就去做」的決心？
KT：但我覺得並非只能二選一。現在我們在劇場，滿座了，籌錢就是第一步；而藝術創作亦同時隨著社會時勢改變，一開始我們未必很習慣（街頭演出），但慢慢地習慣會形成，運動之後可以有延伸，改變社會對於藝術可塑性的看法。
編者按：
[1] 《slow walk》為比利時舞團Rosas發起的活動，任何人都可參與其中，只需在街上一同以有意識的慢行，放慢節奏並重新體驗城市及「走路」的本質。
由《我舞嘢講》團隊提供的概念照；攝： Wilfred Wong
舞作介入社會，離不離地？
藍：香港人不習慣在街上見到藝術，正如我們也沒有很多抗爭經驗，最近一次應該是雨傘運動，當時小梅（梅卓燕）在佔領區起舞，一種非常美麗的齊舞，似乎是近年（在運動現場以舞作介入）的唯一參考；但來到今天，如果要我參考這種方式以舞表達，我會偏向抗拒。今時今日，如何以舞在街上表達？是要放下那種優雅？
洛：藝術「as a form」（作為形式），要在街上發生，要有比較多「血肉」，才會比較「effective」（奏效）？我不知道。好明顯，《我舞嘢講》這件事可以為錢，亦可以為表達「statement」（聲明），但現在在資訊豐富到每區都有連儂牆的香港，藝術家能夠再為社會提供甚麼資訊？我未清楚。
恩：對我來說，每個人的創作，都在回應一己心裡想整理和關心的事 ─ 當中某些人關心社會，而社會裡又有很多不同的議題。為何會覺得某些回應社會的舞作「離地」，可能因為很輕易「拎出嚟用」。
我們排好某些動作，然後跳出來，就好像「以舞蹈回應當下」，但外界看了，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們的系統和背景，純粹覺得這班人很流動、很「在一起」，而這種流動、「在一起」的舞動時刻，對社會來說是甚麼？我不確定。
Wilfred：是一種沒有突破任何意識形態的東西。舞蹈作為一種「art form」（藝術形態），能否幫助這場運動更進取地突破本身的形態？
大是大非下，藝術的力量何在？
Wilfred：藝術完全不奏效嗎？我不認同。例如在六一六的二百萬人遊行，我遇上藝文界的鼓隊並且結伴同行，當日遊行我覺得凝聚力比較強，可能因為人聽到鼓聲就會專心點、士氣高昂點？有些經驗是很原始的。當大家運用手頭上的工具，就會有一定的影響力，我覺得藝術和行動有間接的關係。
藍：有一次遊行我跟著人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雖然我沒有宗教信仰，但神聖的感覺很良好，人們共享空間和旋律，跟叫喊口號是有分別的，我首次覺得唱歌在遊行之中發揮到作用。
KT：在這種時勢，要走出劇場到街上「賣藝」，我覺得就像把「social media」（社交媒體）放在街頭，志在讓人知道明天將發生甚麼事、可以參與甚麼；另外也可以是一種娛樂，例如我可以每晚十一點在某個地方做演出，最後的「statement」只是「今晚睡好一點吧」，對我來說就足夠了。但如果要用舞蹈做一個有「內容」的作品講政治，對我來說是離地的。
恩：如果我們不說「舞蹈」，而是說「身體」和「聲音」？在座每個人對舞蹈和音樂的看法都不同，但回到人作為一個載體，我們本身就是運用「身體」和「聲音」在社會行動中「郁」。
洛：「Social choreography」（社會編創舞蹈）會視遊行是大型的「choreography」（編創舞蹈），本身人類行路就是一種舞蹈的行徑，只是版圖在整個城市。在香港我們未必會這樣定義舞蹈，但如果對舞蹈的「sense」（知覺）可以再打開一點，我們可能會找到其他方法，找出一些「身體」的行動，表態、再升級。
KT：我覺得現在是藝術家拿出創作力的時候，想到甚麼就去做吧！跟跳舞無關都可以。我認同Wilfred所說，好多（介入社會的）藝術作品都可以好「powerful」，但他的例子偏向行為藝術，至於跳舞……我自己未想到要怎樣做；再者如果我在街頭（展示創作力），面對我溝通的對象，其實我根本不需要他們「define」（定義）我是否在跳舞。
洛：舞蹈在運動的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用途。運動進行中的時候，可能我們都覺得有點難以舞蹈幫到社會，但在後續的「healing」（治癒）或者「documentation」（文本記錄）是有用的，不過不是現在這個「moment」（時刻），我覺得我們要再想一想。
今天的尾聲
後來，討論觸及獨立藝術工作者的自由身，如何在運動中找到最能夠發力的位置，亦觸及到那一場距今尚有兩天的八五全港大罷工，獨立身份的優勢能夠推動甚麼？ 夜已黑齊，截至關掉錄音機，六個人的討論理所當然地沒有定案，在錄音紀錄裡，定格了最後的一句：「你都唔知，聽日會係點。」
由《我舞嘢講》團隊提供的概念照；攝： Wilfred Wong
後記：藝術恐襲
文：李海燕（獨立藝評人及製作人）
「我可以做甚麼，讓情況不再壞下去？」只說近的，這十多年來，皇后碼頭、反高鐵、反東北、雨傘、天災、殺戮、種族罪行、等等，都催促我們自問一次；2019年盛夏，大部分香港人邊問邊行動起來。藝術圈也不例外。8月9日晚上，有《我舞嘢講》同行義氣演出。提升士氣，振奮人心，以美團結運動中的各階層。感激籌辦和參與者之餘，從自身出發，我鞭策自己繼續對「可以做甚麼」深入思考。
「藝術界」的專業是甚麼？沒有能力成為金主，沒有救治或法律執照，不似宗教領袖、社工或教師擅於調停，也沒有政治家高超的演說能力。的確，偉大的藝術品產生於動盪不安的時代，但是那可能是一段時間之後的事。對「藝術可以做甚麼」的期望，關乎「藝術於社會是甚麼」的叩問。
把「做甚麼」拆解一下，會否有一些啟示？
甚麼是「做」？
香港人在完成事情、製造出可衡量的成果方面的能力，幾近無懈可擊。在關乎大是大非或生死存亡的事情上，成效要快速可見，更是想像「做」的重要指標。然而，帶來深遠改變的「做」，會不會是
- 為概念注入經驗內涵？
- 指示建立自我的方向？
- 發掘主流價值觀的基石？
- 牽動想改變的心？
當「和平」、「暴力」、「忠誠」等字詞的意義被歪曲甚至掏空時，就讓虛無極致化直到新的秩序出現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1919年，一群藝術家在中立的蘇黎世的Saal zur Kaufleuten，舉辦「Greatest Ever Dada Show」（史上最偉大達達主義展）。展覽策劃人之一、羅馬尼亞詩人Tristan Tzara創作《同步詩》（Simultaneous Poem ［PoŽme simultanŽ］），由二十人同時七咀八舌地用不同語言朗讀，到了這個反文學和反舞台格式表演的下半場，觀眾終於無法忍受，破壞道具，中止演出。藝術家以一個誰都不討好的演出，照見價值觀之根深柢固。
巴西劇場導演Augusto Boal（1931-2009）認為，政治問題需要精準的美學解決方法（precise aesthetic solutions）。為了避過里約熱內盧警察的耳目，他發展「透明劇場」（Invisible Theatre），在社會各種生活場域，在觀眾不察覺的情況把他們下帶入議題之中。成為觀眾之前，他們首先是人民。當人民本身就是藝術作品素材的時候，他們在過程中經歷的覺醒將會成為對抗暴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