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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NG] 環亞舞略 Dance Curating in Asia: 舞蹈策展:來自印尼的經驗 Curating dance: An Indonesian experience

環亞舞略

Dance Curating in Asia










Helly Minarti(印尼日惹 Yogyakarta, Indonesia)

印尼舞蹈節策展人 Curators of Indonesian Dance Festival


[中] 舞蹈策展:來自印尼的經驗

原文:Helly Minarti


「舞蹈策展」因著不同情況和個人理解可演繹成很多東西­,但在印尼的當代舞世界,這是一個借用詞。這詞語跟「策展人」的關係大於「策展」這個工作,因為我認為歷史上一直有人在策展(舞蹈),只是我們用不同的詞彙形容。


首先,至少在印尼舞蹈節(「Indonesian Dance Festival」(IDF))和「Art Summit Indonesia」(ASI)這兩個(皆在90年代創立的)大型藝術節中),策展工作一直是一班叫做「藝術委員會」的人的共同努力。這與經常出現在視覺藝術界的個人策展者不同。在印尼的藝術史上,Jim Supangkat是第一位自稱策展人的藝術家,他在1991年為自己冠上這個新名銜。視藝界的策展工作/策展人的歷史還在編寫中,但未被制度化。當我在2014年獲邀擔任IDF的聯合策展人時,我很清楚自己正在踏上「策展作為協作實務」的傳統。


由一班在雅加達藝術學院(IKJ)任教的舞蹈藝術家和學者於1992年創辦的IDF,一開始是由一眾創辦人自資營運。它為舞蹈學生提供了一個一年一度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


IDF開始尋找包括本地和外地的外來資金,但不是每年都成功,所以活動並非經審慎策劃實行,而是取決於當時有什麼可行。進入新世紀,IDF捲土重來之前掙扎了好幾年;而在2006年,其中一位主要創辦人編舞家撒東那邀請了鄧富權加入藝術委員會。在2008年,武藤大祐也加入了。這些合作都是憑著友好的邀請而成就,而不是透過專業的條款運作。


2012年,官僚世界的一些改變令IDF從市政府拿到第一筆重大資金,但事後看來,這或沒有轉化為紮實、精彩的節目。這正好提醒:縱使金錢是個重要資源,但它並不是全部。一番檢討過後,聯合創辦人/搞手Maria Darmaningsih、Nungki Kusumastuti和Melina Surjadewi邀請了我加入團隊。


《La Danse Macabre》;編舞: Gusbang and Natasha Tontey;照片由IDF提供

接著是一輪密集的討論和協商。我發現團隊中有著某種我不完全認同的工作文化、思考模式和工作模式。最後我在一個條件之下加入了,就是舞蹈節要將焦點轉成給予空間讓人自我反思、建立批判思考和增進知識,而非營造「喜慶」氣氛 — 就如大部分(若非所有)印尼表演藝術節一般。當然,野心是很大,但值得一試。


要從新定位,我們首先刪除了編舞比賽。舞蹈節每兩年舉行一次,簡單地分為一系列主要演出、一系列當地新晉編舞展演、一些較短的大師班和一個較長的工作坊和討論環節。以下我會分享怎樣就著IDF的核心目標:支持及培養年輕印尼編舞去發展技藝,去重新策劃展演。


作為觀眾,我留意到2012年的展演呈獻了大量短篇(共十二段,每段長十五至二十分鐘)。短篇由來自全國不同地方的編舞家創作,最後組合起來就變得混亂,思路不清。故展演打動我的是它的「共融性」 — 它包含了不同地區與文化特色,而非一個集合不同編舞構思的宏大視野。就2014的展演,我提議只精選三段短篇,和每一位編舞緊密地合作,並就每一個創作上的需要作出支援。


經過六年來的三次重整展演,逼使大家加速學習。在2016年的版本,我們從IDF策展工作坊邀請了Linda Mayasari、Nia Agustina和Taufik Darwis加入我們的策展團隊,連同我和鄧富權就是五個人了。三個新人的加入有效地導向我們離開原有以雅加達為中心的思維,他們分別從萬隆和日惹的角度去審視舞蹈,正好能互相補足。為準備2016年的展演,我們舉辦了首個藝術研究工作坊,從十幾位參與的年輕編舞中挑選了三位參與展演。為了尋找最有效能協助年輕編舞去發掘和表達他們獨特的藝術之方法,我們作了不少試驗。我們的構思本是想透過工作坊裝備他們,然後委派至少一位策展團員緊密跟進創作過程,可是2016年並不成功。最後年輕編舞們都沒有重構原來的創作,而是另創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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