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如此華麗,如此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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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抒
前些日子,荷里活男星Timothée Chalamet出言戲謔,稱芭蕾與歌劇皆是「將死的藝術形式」(dying art forms)。此言雖引來一片反彈,卻也帶出了一個尷尬現狀:觀眾群日漸凋零,各大機構仰賴公帑維繫,而關於芭蕾舞是否走向衰亡的爭議,竟比對藝術本身的討論引來了更多迴響。芭蕾舞若要保有生命力,必須直面一個命題:如何走向當代,如何承載此刻社會的悸動、焦慮與多元的身分認同?正因如此,香港芭蕾舞團新舞季的開幕演出來得恰是時候,這場演出清楚說明了一件事:芭蕾未死,其動作語言有強大的潛力,舞出搖滾的叛逆與情歌的失落,結結實實震撼觀眾。
「華麗搖滾」 (Glam Rock)由三個獨立的單元(Martlet, Strange Love, Mercury Half-Life )組成,編舞靈感來自三支搖滾勁旅,分別是 Beyond, Depeche Mode, Queen。三個舞段風格各異,以藝術完整度而言,《Strange Love》最為突出,前後兩場各有可圈可點之處。
Andonis Foniadakis的《Strange Love》(以Depeche Mode音樂為編舞)去年已有幸觀賞,再看,除了依舊激賞,更感受到編導將不少技術細節打磨得愈發精緻——隊形的快速切換、高難度的托舉、旋轉與重心轉移,一氣呵成,流暢得讓人完全忘卻技巧的存在,只感受到充沛能量。霓虹色緊身衣包覆舞者身體,完美流暢的線條,彷彿來自未來的賽博格(Cyborg);強烈的八十年代迷幻電音*,暗黑、爆裂、冷酷、鋒利,營造出一種疏離又緊密的張力。跳躍的線條,縱橫曲扭,結構難辨,雙人舞、三人舞乃至群舞,不再是古典芭蕾慣常的情感關係或主從結構,而是身體的反覆重組——去中心的、模組化的,如同一個個不斷生長變形的「幾何有機體」。 如此強烈的戲劇性和偶然感,讓人想起藝術中以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為代表的抽象表現主義,更確切地說,是其「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的核心:意義不寄生於最終圖像,而是身體施力的過程,每一道顏料的痕跡皆是動作的力道、速度、重心的銘刻。著霓虹色彩的舞者身體為點,穿越舞台空間的路徑是線,群舞構成的隊形成面,三者在舞台上快速交替、疊加、消弭,製造出某種近似的視覺密度與節奏張力。

攝:Conrad Dy-Liacco (照片由 香港芭蕾舞團 提供)
動作編排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編舞對芭蕾舞固有語法的打破。傳統芭蕾舞有其既定分工,男性騰空跳躍,展現力量;女性足尖輕盈,演繹纖柔靈巧,足部與地板的接觸講求反作用力的精準控制,但《Strange Love》大量開發以足部為支撐點的水平動作,如兩名舞者各執另一舞者腿部兩端,驅動身體旋轉,非常有趣。整個單元沒有可摹寫的情感,去性別化,沒有場景與敘事,卻極契合香港這個城市的脈動與能量。
《Martlet》(無腳鳥)以香港傳奇搖滾樂隊Beyond的音樂為軸,是一篇不簡單的「命題作文」,駐團編舞胡頌威和麥靜雯的完成度相當高。改編流行歌曲最大的陷阱,是順著歌詞的邏輯把情緒跳出來,淪為「伴舞」。這支舞以「理想/自由」為母題,以飛翔的動作,把歌中對理想的追索形象化,主旨清晰,貫穿始終,沒有刻意煽情。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全男班黑衣群舞氣勢凜然,全女班白衣群舞優雅(美中不足的是袖子上的流蘇過於冗贅,破壞了手臂的線條)。雙人舞繾綣動人,藍衣獨舞是啟始,也是完結。最後一個場景,獨舞者在人群圍成的小圓環中折腰,韌性地立起,被拋出,終究形單影隻——夢中隱約可見「理想」(紫色蓬蓬裙女士)在舞台後側一閃而過的剪影。不過,讓筆者感到疑惑的是,「無腳鳥」在香港流行文化中最廣為人知的出處,是張國榮在王家衛執導的《阿飛正傳》中那句台詞——無根、漂泊、迷茫,永恆的失落,一種說法更將其讀作後殖民寓言。那種無處落腳的惆悵,與堅韌不拔、永不放棄的追求,其實是截然不同的情感向度。如此解讀「無腳鳥」,是否太過「正能量」?編舞對港風經典飽含敬意,用心可見,但詮釋又有點囫圇吞棗,比如對於「無腳鳥」的呈現,而且許多意象的植入,有拼貼之感,像紫色蓬蓬裙女士,象徵過於刻意,反而食之無味。
攝:Tony Luk (照片由 香港芭蕾舞團 提供)
Trey McIntyre編排的《Mercury Half-Life》一開場,〈We Will Rock You〉的節拍乍響,全場立刻沸騰。舞者俯身,手搭肩、肩並肩,擺出美式橄欖球進攻的隊形衝向前方。這首歌長年迴盪在體育賽事的看台,這樣的調度,是一種對文化符號的順勢借力。然而,當我們試圖思考「以芭蕾舞的方式思考Queen」究竟意味著什麼,或許得先追問:Queen的精神到底是什麼?它固然是Freddie Mercury的酷兒身份,是彩虹旗的象徵;但更根本的,是樂隊與生俱來的camp氣質——華麗裝束、歌劇式唱腔、情感的澎湃四溢,誠意滿滿地過火(excess)與誇張。Susan Sontag在討論camp作為一種審美形式時有一段精闢的辨析:「高camp是芭蕾整個情感基礎,當然,也是巴洛克藝術的基礎……高camp始終有其潛藏的嚴肅性。你不能對一件你不認真對待的事物進行camp。你並非在嘲弄它,而是從它身上提煉出趣味性,以輕浮、做作與優雅的方式,表達那些對你而言根本嚴肅的東西。巴洛克藝術,從根本上說,是關於宗教的camp。而芭蕾,是關於愛情的camp。」這段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Queen在Sontag的脈絡中更貼近裝飾性、未成體系的低camp,但與芭蕾舞的親緣,在於兩者都以極誇張、華麗的方式抵達藝術的真實。編舞邏輯,理應從芭蕾的動作語法中提煉出它的camp本質,像是托舉亮相的戲劇性、性別氣質的表演,如高度女性化的纖細、孱弱、柔軟的肢體語言,男子力爆滿的繞場大跳等。其實可以將這套邏輯與Queen聲音的高亢誇張相互映照,而非另起爐灶。

攝:Tony Luk (照片由 香港芭蕾舞團 提供)
筆者認為,這其實是評斷一位當代芭蕾編舞家成熟與否的關鍵:在辨認出音樂與動作語法之間深層同構的基礎上,重新規劃身體邏輯。《Strange Love》之所以非常成立,在於Foniadakis有讀懂Depeche Mode那種冷峻、模組化的電子聲響與去中心化身體語法之間的內在呼應。這個意義上來說,《Mercury Half-Life》是有遺憾的,McIntyre選擇了踢踏舞、近似美式啦啦隊的服裝設計、愛侶墜入愛河的甜蜜與心碎,將百老匯和荷里活黃金時代Gene Kelly式的餘韻置於Queen的音樂框架下。舞者完成度很高,觀感亦佳,但不過是一台借殼通俗形式的致敬演出,Queen的能量沒有被真正釋放出來。其實,不如索性讓古典芭蕾的語法走向它自身的極致,以最純粹、最過火、最誇張的方式將camp發揮到底,兩種camp的相遇,或許才有更激烈的火花。
兩個多小時的演出是一場華麗的視覺盛宴。最令人動容的,是《Mercury Half-Life》最後一幕,男女舞者站成一排,各種膚色、身高、族裔,在聚光燈下依次獨舞,那是鮮活充盈的能量,真實的人,自由舞動的肢體,生命的喜悅。港芭演出大型古典劇目,偶被詬病整齊度不足,與近日來港巡演的某些大團相比,確有差距,但在當代芭蕾的語境裡,個性、真實與鮮活遠比整齊劃一更為重要,回到Chalamet那句話,也許「將死」的從來不是形式本身,而是那種將藝術供奉在真空玻璃罩裡頂禮膜拜的態度。或者港芭可以多排當代芭蕾,以此標誌香港在世界舞壇的獨特位置。
*編者按:Depeche Mode成軍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最初由四名成員組成,後來幾經易將,90年代後期起,樂隊固定由 Dave Gahan, Martin Gore, Andy Fletcher三人組合持續發展。樂隊曲風Synth-pop為主,是八十年代風摩一時的New Wave 新浪潮音樂的代表之一。他們的音樂糅合搖滾、龐克、電子模擬器,是電子搖滾先驅。2020年,Depeche Mode獲列入「搖滾殿堂」(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表揚他們對音樂的重大影響和貢獻。
《華麗搖滾》
香港芭蕾舞團
觀看場次:2026年4月11日14:30 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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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抒
現代文學博士,電影研究博士後,現任大學講師。專業學者,業餘舞者,熱愛舞蹈和劇場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