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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NG]有關舞蹈影像的一些觀察 Observations on Dance Videography

[中]有關舞蹈影像的一些觀察

對談嘉賓:黎宇文、黃漢樑

文字整理:謝嘉豪

(左)黎宇文;攝:Jesse Clockwork

(右)黃漢樑;照片由黃漢樑提供

突如其來的肺炎病毒,傳播率極高,成為了漫延全球的疫症,各地均採取嚴厲的防疫措施,以阻斷大規模爆發,措施包括了社交距離,令致劇院或大部份表演場被迫關閉,重開之日還是未知之期,使表演藝術界大受打擊,影響遍及全球。在這個寒冬期,除了祈盼疫情早點結束外,或者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趁我們在靜休期間,沉殿一下,回顧過去,並展望未來,為「後疫情時代」思索出路和發展的可能。編者邀請了黎宇文(Maurice)[1]和黃漢樑(Wilfred)[2]兩位活躍於舞蹈影像製作的導演,分享舞蹈影像的經驗與觀察,並討論一下本地舞蹈影像的困境與前景。

當我們談論「舞蹈影像」,我們到底談論的是舞蹈,抑或影像?

拍過多部「舞蹈電影」(dance film)而且曾受專業電影製作訓練的Maurice認為,舞蹈電影跟一部普通的電影沒有分別。電影有很多不同種類,例如動作電影、愛情電影、喜劇電影、悲情文藝等等;雖然舞蹈電影是其中一種類型的電影,是將舞蹈透過作為影像媒介的電影來呈現,但不代表它「就是」舞蹈未來的呈現方法,而卻只是其中一種方法。而Wilfred表示,自己並不是電影製作出身,反而是從劇場導演走上舞蹈影像創作之路,對於拍攝舞蹈感到的困難是,如何將一支舞蹈妥善地分鏡呢?因為舞蹈動作是一個整體,而若果舞者在劇院中表演,他的身體動作牽動著現場氣氛,對Wilfred來說,舞蹈動作中,包括身體、情感、舞蹈編排等,是一個整體性的美學,所以他在創作舞蹈影像時,會著重思考如何在影像創作中保存舞蹈的整體性。

除了創作之外,舞蹈影像也有記錄的功能。在疫情期間,海內外都有不少舞團,上載自己的經典作品,在網路上開放予家居隔離的觀眾收看。Maurice分享了他的觀察:「(在記錄作品方面)歐美國家的表演藝術界比亞洲來得進步,他們願意投資成本製作一個影像紀錄,所以現在(疫情時期)才有作品放出來,譬如廿多年前的《Rosas danst Rosas》已經投放不少資源在拍攝與紀錄,現在看還是十分精彩……大家都在說要開始為舞團保留記錄,當你要保育作品時,是否需要更好的技術,投放更多資源呢?……過去香港曾有不少大型舞蹈作品,例如藝術節委約的作品,但這些珍貴的作品都沒有一個好的記錄,無法重現;但這次疫情讓我們反思,未來如何分配資源在紀錄現場演出工作上呢?」

黃漢樑與新約舞流合作拍攝舞蹈錄像;照片由黃漢樑提供

萬事俱備 只欠有心人

以往因為器材的成本以及複雜程度,影像創作並不普及,但隨著科技進展,器材愈來愈輕巧方便,價格也豐儉由人,而且功能強大,即使只是一部手機也能拍出不錯的影像。Maurice認為,「影像創作人已沒有藉口說,因器材不足而拍攝不到作品……無論你是製作VR影像,抑或你只得一部手機,重要的是你的思考,以及如何把想法透過所有的器材表現出來。」兩位嘉賓均有在學校授課的經驗,經常接觸年青學生的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年青一代與過往從傳統媒體成長的一代,有顯著的分別;Wilfred認為,可能因為新媒體已在生活中廣泛地利用,新生代十分掌握影像語言,而且對新科技、器材很容易「上手」。

然而,即使影像創作門檻低,資源還是對創作有一定影響。Maurice說:「(舞蹈影像)並沒有一個門口可以給你申請(資助),即使藝術發展局,過去我們想以舞蹈電影的項目申請,但卻沒有人理會,因為舞蹈和電影兩個範疇的部門,互相推來推去,不覺得與之相關。只是,在疫情期間,增加了一些(援急)補助,讓大多數業者可以申請,但是平時或者過了疫情之後,未必會有相關的資助項目可以申請。」他認為,想從事舞蹈影像的創作人,要有心理準備,在疫情過後,還是不會有直接給予舞蹈影像的補助項目,唯有配合其他渠道,綜合地尋求資助,藉以支持創作。

舞蹈電影節帶來的契機

雖然舞蹈影像(或舞蹈電影)是一種平面媒體,傳播技術也不一定需要即時發生的「現場」,不過Maurice強調,舉辦舞蹈電影節(dance film festival)是有其必要性和得著的,他分享了自己到海外參與舞蹈電影節的經驗,由於疫情關係,原本今年他要出席的一些舞蹈電影節,也變成了網絡形式進行,但他認為舉辦舞蹈電影節,讓各地的創作者親身見面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並不只是指技術上的交流,而是當你親身見到那個人,你能否和他合作,決定是非常直接的…… 例如香港「跳格」[3],主辦單位每年都有邀請影片入圍的創作者,前來參與影展,讓參與者可以面對面交談,這就是舞蹈電影節存在的目的。」他又認為,本地的舞蹈影像創作,可以開拓本地各大影展的平台來支持發展,因為單靠申請資助,不足以提供有效支援,他更以「臺灣舞蹈平台」作例子,指出在衛武營藝術祭裡,創立舞蹈影像單元,讓台灣舞蹈影像創作者能夠有發表的平台,並向外地觀眾展示成果。而Wilfred亦認同這種說法,他分享自己到歐洲參展的經驗,發現即使是歐洲地區,舞蹈電影依然定位模糊,在與當地藝術家交流後,他發現「『Dance film』(舞蹈電影)之於,舞蹈人不覺得是『dance』(舞蹈),而電影人又不覺得是『film』(電影)。所以能在影展裡親身見面討論,有其重要意義,能夠互相增進理解和技巧。」

由黎宇文執導的作品《一杯茶》,改編自伍宇烈舞蹈作品《蘇絲黃的美麗新世界》;照片由黎宇文提供

面向世界的舞蹈影像

Wilfred在過去幾年出訪過幾個歐洲地區,參與舞蹈影展,他回顧這些經驗覺得,「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以前做劇場演出感受不到的就是,你創作的(舞蹈影像)作品是面向著世界的,屬於世界的。雖然你可視之為一種優勢,但同時也是一種壓力。」他表示,舞蹈影像能接觸的觀眾量,遠遠比一個劇場現場演出的觀眾量更多,而且更廣泛,因為現場演出有區域性的限制,而影像的傳播途徑卻可謂無遠弗屆。Maurice認為,雖然舞蹈影像看來比較屬於小眾,但這種小眾的創作,卻能帶你走很遠;舞蹈影像的主體並不是對白語言(Verbal),而是透過身體動作加上「電影語言」呈現,基本上沒人會看不明白,所以它可以走進世界不同地方,與當地人交流。他說,曾受邀在巴西一個影展中放映自己的作品,此外,2013年,Maurice亦曾出戰法國康城影展的短片環節,他慶幸自己有機會出席,因為在參與影展期間的所見所聞,是開啟新視野的機遇,他鼓勵本地舞蹈影像創作者,積極參與海內外各類影展,爭取機會和大開眼界。

現時,在香港從事舞蹈影像或舞蹈電影創作的人,寥寥可數,二人均表示,鮮有電影創作人拍攝舞蹈影像,反而是以舞者自主